"四五"英雄鲍乃庸于1976年4月4日拍摄的天安门广场全景图,　将亮相于本月２９日北京华辰影像专场拍卖会．从业二十三年来，阅片无数,但第一次看到这个事件的全景．．．

局部二
 

"天安门广场360°"是怎样练成的

鲍乃镛

 １９７６年４月４日３６０度的天安门广场

局部一

局部三

 

   三十二年后，看到这幅罕见的记录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四·五事件的全景照片的人都问我：怎么拍的？为什么会这样拍？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？......

（一）

    家中的老人说，我们的祖先是蒙古族的"贵"族，这个环境对我幼年的成长有着相当大的熏陶和影响。我小时就爱好广泛，特别喜欢文学作品、美术、音乐和歌舞剧。中学时代我就读于北京故宫东门的孔德中学（现在的北京市第27中学），每天上下学的时侯都要经过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国摄影家协会、画店和书店。我喜欢去逛老东安市场，那里的古董店、书摊和连阔如的评书经常让我流连忘返，还经常去北京图书馆看书，去听北京图书馆举办的老舍、艾思奇、周立波等名家的讲座。这些经历构成了我的美学观。

    早年，我利用协助新华社和内蒙电视台工作的机会，开始学习摄影，特别是从拍摄电影纪录片中掌握了 "推、拉、摇、移"的表现手法。恩师宝音朝克图告诉我说"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；拍别人没有拍过的题材"。摄影大师郑景康在病床上异常激动对我说过"他们把新闻摄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，到处弄虚作假和摆布，这哪是新闻摄影啊！现在只有人民中国（日文版）还坚持正确的新闻摄影"。

    我还得到过张雅心、历声明、沈延太、翁乃强等编辑和摄影家的指导，而《人民中国》对我的摄影美学观影响最大。我当时就认为新闻摄影不应该去干涉被摄对象，而应该是瞬间的纪实。后来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摄影美学观，认为摄影美学的最高境界是纪实。这种观点贯穿了我的数十年的摄影生涯。

（二）

    1976年1月11日，来京出差的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，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场面深深地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第二天我就带着相机，来到广场拍摄了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场面。当时天气阴沉，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，默默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广场寂静无声。无数的便衣和民兵在广场上走动，气氛很紧张......

    三月以来，当局不断地向各单位传达清明节不要去天安门广场，而且勒令商店不许卖白色纸，北京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，预感着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

    3月31日，我从朋友处借到了一台海鸥DF照相机，开始了拍摄活动。4月1日，我一早就背起装着相机的绿色军用背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，选好对象后再从包里将照相机取出拍摄。我拍摄了3月31日到4月5日在天安门所发生的事情。

    我注意拍全景，拍中景也拍特写，还尽可能地拍到各个阶层的人。拍照结束后，我还要在广场穿梭很长时间，确信没有便衣跟踪后，迅速离开广场，最后一个登上公共汽车，中途下车，换乘另一辆公交车，还是最后一位上车，以确保没有人跟踪。回到母亲家后，还要将拍好的胶卷都存放到朋友家。

    4月5号夜里，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了，那个情景我是不可能拍到的。但是，我认为每一个事件都应该有个结尾，也就是电影电视中的尾声。4月8号，我来到戒严的天安门广场，到处都是工人民兵和军人在巡逻。我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广场，偷拍了警戒线和纪念碑附近的冲洗血迹的洒水车，用这幅照片作为"四五天安门事件"的尾声。

(三）

    "天安门广场 360°"的全景照片，拍摄于1976年4月4号。这天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高潮，大约有百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前和广场悼念周总理。

    我在国旗杆的东侧冷静仔细地选择了一个至高点，登上了一个加重自行车的后座架上。我俯视周围，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导演的场面。在历史博物馆的方向有一个人在献血书，广场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。有上百万人的广场是那么肃静，整个长安街也几乎被人们所淹没。它体现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，也表达了人们厌恶和声讨四人帮的情绪。我为那个场面所激动：多么壮观和伟大的场面！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！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对待和精神上的折磨，使我的情绪和感情和他们产生了共鸣，无畏的拍摄下这幅空前绝后的画面。

    我当时采用了电影"摇"的手法来拍摄了天安门广场的全景照片。为了加大景深，让前后更清晰，我选择了低速度小光圈。如果有一张照片抖动的话，那么这幅全景图中将会有无法弥补的缺憾。这台相机我曾经用过多次，它经常出现一些毛病，特别是发生空拍。但是当底片冲洗出来后，这幅珍稀而难得的共用了十四张135黑白负片的全景图，竟然没有发生任何差错。它忠实地记录下了1976年4月百余万人悼念周总理，反对四人帮的震撼千古的悲壮场面，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珍贵的影像史料。

（四）

    作家理由在1979年5月9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"伟大的瞬间"，他描述到："当他占据了一个制高点，举起三十五毫米小型照相机，通过取景器中淡淡的琥珀色的光晕瞄向天安门广场时，他的血液在沸腾，激动的双手在颤栗。此时此刻的兴奋，不亚于以茫茫飘泊的航海者窥见了新大陆。

    他叫鲍乃镛，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出没在广场上的一个神秘的摄影者。他占据的制高点，是停放在万人从中的一辆自行车的后货架。

    这一天薄云蔽日，晨色空蒙。远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高高扬起的一叶雄帆，浮现在百万群众汇成的大海中。海洋荡漾着深蓝色，成千上万的花圈和铺满松林的素花，象突露在水面上的珊瑚礁和水晶石，在蓝色的海水中熠熠闪烁。

    在他调整光圈的片刻，人们停住了脚步，转过头来，悲愤的目光，惊异的目光，间杂着便衣们阴沉的目光，全都集中到一个焦点。而这一切，没有谁来导演，也不可能受谁的摆布，这是庄严的历史所布置的。人民在"四人帮"的专制交锋，正义与邪恶决斗，首都群众已是忍无可忍了。在众目注视的地方，人们把一青年向上举起。青年的左手缠绕着绷带，亮出一方素帕，那是用鲜血写成的誓死捍卫周总理的血书，象一面战斗的旗帜。广场掀起一阵风暴，欢呼声震耳欲聋。就在这犹如海底火山爆发的瞬间，那位摄影者熟练地揿动了快门。"

（五）

    "四·五天安门事件"被当局宣布为一个反革命事件，并在全国进行清查。我心情很是沉重不安，为了不留下任何证据，在一个夜晚，我独自一人徘徊在永定河畔，撕碎所抄的诗稿，扔近永定河。

    我最担心的还是那批胶卷。存放胶卷的朋友也说，他家很不安全，希望我取走。我想到中学和大学同学刘颐泽的妻子在朝阳医院工作，是位热情泼辣、敢作敢为的人。我把相机和胶卷包好后，去了朝阳医院，我不敢告诉她这批胶卷拍摄的是天安门事件，只说："这些相机和胶卷放在我母亲家不太安全，怕我小侄子翻动，能不能存放在你们医院里？"。她爽快地说："就存在这里吧，这儿非常安全"。。。，。。。不久我就将胶卷取回，非常隐蔽的托列车员捎到了包头。

    4月底我返回包头，连夜配好了D76显影液，将胶卷冲洗出来。为了取得最好的质量，我采用了恒温定时的罐显，并将显影时间设置于下限，以使底片层次丰富。胶卷冲出后，我将它们包好，存放到极为隐蔽的地方，当时，我相信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，他们将永远搜不倒这批胶卷了。

    那时的我很悲观，认为我面对的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夜，甚至可能是苟且偷生的生活。这一生如能安全地保存好这批胶卷，就是最大的幸运了。

（六）

    我总是政治斗争首当其冲的重点人物，当全国清查天安门事件反革命份子的政治运动开始后，我自始至终都一口咬定从来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。我在北京参加科研单位的头叫马景云，为人侠义正直，他向我表示："我与厂里的党委书记说好了，查到你时，我们就说你没去过天安门广场"。我在包钢钢铁研究所工作单位的政治部主任一直认为，鲍乃镛从来就是个危险份子和政治异己份子，一直是他们监控的对象。他认为鲍不参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才怪呢。专案组不停地对我交代政策，并轮番地进行攻心战，让我竹筒倒豆子，走历史必然之路。（竹筒倒豆子是当时流行的政治话，是将反革命的行为彻底交代出来以求得从宽处理。走历史必然之路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）。我忍住精神折磨，不断地对审查他的人说："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不过问政治了，做了逍遥派。我在远离北京的郊区做科研试验，根本不知道城里发生的事情，更谈不到抄诗和拍照了"。他们仍然不相信。

    有一天，一个清算积极份子突然对我说："四月三号我看你在天安门抄诗和拍照，你还不交代？"吓出我一身冷汗，只能沉默不语。那位积极份子反复强调看到过我时说到，那天下雨你还打着伞呢。我听后就非常镇定了，虽然那天下着雨，但我没有伞也不会打着伞。僵持的结果是有一天党支部书记召见我说："经过反复的审查和调查，你既然没去过天安门广场，就不必写交代材料了。但你十几年的所作所为，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。你必须经常检查你的资产阶级思想，要脱胎换骨"。

    没料到四人帮粉碎的是那么快，我很快取出胶片，在暗房中印出两批小样，做了两个图册样本。

    全国又开展了清查四人帮份子和残渣余孽的政治运动。没想到此时厄运又落到我的头上，我又被圈定为重点审查对象。一个晚上，一个积极分子来到我家，声嘶力竭的对我说："你要交代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跟随四人帮所做的反革命活动，还要将给那些跟随四人帮反革命份子的人拍的底片交出来，明天就要交，否则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行动"。这有点象晴天霹雷一样，如果正在整理的天安门事件底片落到他们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运的是，后来调来的党委书记对我的印象与前任不同，我当晚就去了书记家，把所发生的事情向他说了，他只是沉默。我回到家后，把那些底片又重新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不过，从那以后，这位积极分子再也没有来我家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继续整理这些珍贵的照片。

    我夜以继日地选择洗印放大了300多幅的黑白照片，标了日期和详细的文字说明，做成八本大小为300mm X 420mm的"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摄影集"。通过邮局，我用挂号信将画册寄给了中共中央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等单位，还托时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的秦川，将影集转交给邓小平、邓颖超，另外一册而亲手交给了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。当时我认为，这些照片可以帮助党中央的决策者了解天安门悼念周总理，声讨四人帮的详细过程，重新评价这一事件，及早做出平反天安门事件的重大决策。

    中共中央办公厅很快回信说："影册已经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看过了......"。（完）